多画一寸山水,就广一片天地

2014年5月,中国小说家盛可以出版图文集《春天怎么还不来》,收录她2013年4月到7月所画的几十幅水墨画,且专门为这些画配备一篇散文,讲述童年与故乡。这是盛可以首次发表画作——她的水墨小画永恒的主角是一个红衣绿裤女孩和一只名为“奥巴马”的小狗。在这篇随笔中,盛可以讲述绘画与文学间看似迥异实则相通的关系:都关乎个性塑造与想象力的拓展。——编注

盛可以创作的水墨画。

盛可以创作的水墨画。

2013年的某天饭后,试用余墨涂鸦,突然上了瘾,画了上百幅小画,绘出记忆中红衣绿裤的孤独童年与美丽故乡,到小画成书,翻阅时依旧忧伤,且温情荡漾。知晓自己无绘画基础,那么多人欢喜小画的稚拙天真,心里很惭愧,打算接下来花工夫临蓦清末画谱《芥子园画谱》,或名人水墨,掌握画山水树木花鸟虫鱼的基本技巧,以便新作经得起细致观赏。

有人说没必要那么做,保持天然野生,无根无派的很好。这使我想起另一种观点,意思是大学教育如何坏,千万不要去上大学。这观点我不太赞同,社会里坏且复杂,那就不要到社会去了。我们身在某处,不是单纯地,被动地接受教育,或者洗脑,更潜在的是,在过程中发现自我、形成自我、证实自我,最终你“被”教育成什么样。一个人的成形,取决于自己的底色,你是自己的主杆。一棵冬天里落满雪的树,根茎仍然在土地里生长,汁液依旧流淌,若不是毁灭性的破坏,它总是按自己的样子成长。

当然只是打个比方。在漫长的“被“教育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我”的核仁,这颗核仁要么自我分解、要么被敲碎,要么长得坚不可摧。本身是一团软泥,扔到什么模具里,就变成什么形状,硬核,也就是人格与思考的独立部分,敏锐,智慧,这一部分将是卡住小齿轮的石子。

多年来我以书为师,相信书本多于相信人,相信古人多于相信现代人,习画也是如此。我已经买了《芥子园画谱》,读来有几分痴醉,更明白自己画笔浅显,知道需在哪里用功,哪里润色。欣喜的是,在未接触与画有关的书籍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用过类似的手法,比如点叶、皴、蟹爪、双勾、浓破淡……尤其是偶然的破墨经验,看到水墨在宣纸上产生的奇迹,暗自称奇,当时很想与人分享那种巨大的愉悦,但唯沉浸其中,没有告诉任何人——因我不确信,我是否真的发现了宣纸遭遇水墨的小小秘密。

我住北京的中央美院附近,那里有个画材市场,顾客以美院学生为主。初备文房四宝时,我去买宣纸。店长问要生宣还是熟宣?我不知道什么生熟。店长又问你是画工笔还是写意。我也不知,脸都热了,只说想用毛笔和宣纸画画。店长说这样吧,生的熟的,还有不生不熟的各买一点,你画的时候就知道哪种合适。

宣纸卷成轴,码着。想起小时候跟母亲去镇里扯布做新衣,布匹也是这么卷着码着,丝绸,的确良、卡其、尼龙,粗布……手东摸西捏,体验不同的质地手感,心里喜欢。我当时像对待布匹那样,捏捏摸摸,不知道该选哪种,又有窘态。店长抖了抖宣纸说,要听声响,好宣纸声音绵软轻柔,也可以对着光看,有云状的好。一个人摸索,终于在绘画中慢慢懂了宣纸的习性,毛笔的脾气,迷恋纸笔,单凭一张好纸,一支好笔,也会激起画画的热情。后来用色又成一大困惑,我不知道如何调色。小时候总是红衣绿裤,于是选了单色,曙红与头绿。湖南乡下有句俗话,叫做红配绿,看不足;一位安徽老兄说,他们那儿称红配绿,赛狗屁。人们大约觉得,红配绿,要么大俗大雅,要么土得掉渣。只是我画中的红衣绿裤的小女孩,与世间雅俗无关,她是天然的。

人需要不断学习。我不迷信天才。比如写作,天才只是一种禀赋,而不是金库,短暂的爆发之后,如何继续小说创作,必然需要阅读、学习、积累,储备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比如写诗,仅仅依赖于一行惊艳的句子,或者一个漂亮的比喻,肯定不够,还得要建构诗的时间与空间,凿戳纵向的深与横向的广。画画也是一样。画是用笔,用线条,就如小说是用语言,这是基本的东西,然后才有故事,然后才有图画,然后才有作品的意境内涵。小说讲究语言,绘画须有笔法,绘画的美学包涵更广,自然的,建筑的、诗歌的、小说的、空间的、时间的……画有情趣、构图、主题、意境,稳健的笔法不会破坏它,只会使表现更为完美。

山水画绵延至今,诞生过五代后梁荆浩、五代宋初李成、北宋米芾,北宋李唐,元代赵孟頫、元代黄公望等非凡的画家。艺术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影响,更赖艺术家们继承、打破、创新与变革。古人画山水,师自然,师造化,更师于心,徜徉山水间,精神气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画家寄情山水自娱自乐。明之后,画则多为商品,连沈周,文征明都曾卖画为生,到了当代,追名逐利之风侵蚀艺术,山水画“古意”难存,画“道”渐无,附庸风雅的有钱人,以糙劣的审美情趣,培育与催生众多画匠,使他们成为浮躁时代的表征之一。

也许,这只是外行人目见之一二,陋识促狭,无心评头论足。近些年,我一直在后退,退到自我的田园,砍斫生活的繁枝,抖落蔓叶,哪怕只剩光秃秃的枝杆—-那些原本就是生活肌体里多余的组织。人群中总有碰撞伤害,无意的,刻意的,后退不一定能完全避免,但相对清静很多。

我的友人胡赳赳曾谈到艺术的初心与机心,对我而言,生活也是一样,初心入世,从未有过机心,倦于周旋人际,故难左右逢缘。我是个简单的人,也会永远简单下去,正如我在画册里写的,以拙朴面对圆滑,以简单应对复杂,人越老,心越赤。我画出了自己,那个画中没有长大的红衣绿裤女孩,依然天真、孤独、忧伤,不需要抚慰。回到初我,本我,真我,退避人群、流言、诽谤,我写作,画画,每多写一个人物,就多一个朋友;每多画一寸山水,就广一片天地。

也是一幸。

《圣母与圣婴》重现世界

1977年,伦敦的两位艺术品商人买下了13世纪画作《圣母与圣婴》(Madonna and Child)。他们认为,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大师杜乔·迪·博尼塞尼亚(Duccio di Buoninsegna)创作的。几位合伙人共同享有这幅画的所有权,但是1986年,这件作品从日内瓦的一个地下室里失踪。

去年,联邦当局的诉讼文件称,直到2014年1月,这件作品才在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的纽约拍卖会上现身,它被认为是“奇马布埃(Cimabue)身边的一位佛罗伦萨画家”创作的。奇马布埃是一位重要的意大利绘画大师。

法庭文件称,这件作品是被其中一位共同所有人偷走的,拍卖时被伦敦调查机构艺术品追回组织(Art Recovery Group)认出。苏富比把这幅画从拍卖会上撤下,联邦官员将它查封,画作寄售人和原主人的后裔们诉诸法庭。

据艺术品追回组织的负责人克里斯托弗·A·马里内洛(Christopher A. Marinello)说,周二,各方同意和解,他们将收回画作,共享未来拍卖的收益。至于这件作品的作者,去年苏富比称,它“无疑与杜乔·迪·博尼塞尼亚的典范之作非常接近”,不过估价在60万至80万美元之间。2004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花费4500多万美元买下一幅打印纸大小的杜乔画作。

马里内洛说,所有者们相信这件作品为杜乔之作是基于英国美术教授阿拉斯泰尔·斯马特(Alastair Smart,1992年去世)1984年发表在《阿波罗》(Apollo)杂志上的一篇报道。斯马特在报道中说,他认为这件作品是意大利绘画大师杜乔之作。

“追回一件失踪如此之久的作品,实属罕见,”律师莱拉·A·阿米尼多尔(Leila A. Amineddoleh)说。她和同事大卫·J·加卢佐(David J. Galluzzo)是和解谈判的律师。

艺术家笔下的孩童揭示中国式谎言

在画家黄引的油画中,汗珠从小男孩滑稽夸张的面孔上滴落下来。这些小男孩们留着向后梳去的发型,脸蛋像娃娃一样红扑扑的,他们在抽烟,手里抓着满溢的酒杯,满脸堆笑。

《关于一个经典的讨论No.4》,中国艺术家黄引创作。

《关于一个经典的讨论No.4》,中国艺术家黄引创作。

但是单独看《夜》(Night)这个系列,这些男孩(他们都是男孩,这是作者的怪癖)迷失在一片深沉的黑色天空背景下,那是对他们虚假的反对。在《成人礼物》(Adult Gift)中,一个孩子显得既年轻又年老,既天真又世故,手中握着一个白色面具,想隐藏他的真实面容。在中国(虽然不仅是在中国),父母教导孩子们不要说谎,但他们却要在一个迫使他们撒谎才能生存的成人世界里长大成人,在北京喧嚣的798艺术区一处室外咖啡屋,黄引这样说道。她还说,她作品中的孩子们永远也长不大。

《成人礼物No.1》,图中的小男孩既年老又年轻。

《成人礼物No.1》,图中的小男孩既年老又年轻。

“所有人都是‘好孩子’,”42岁的黄引用挖苦的口气说起她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她的画有着精致的细节,这些孩子已经成了她的标志。但她这番话也是在说6月初的这一天里许许多多走在阳光里的中国人。

“人们的行为和外表总是和其他人一样,”她说,“因为要表露出真实的内心是很危险的。生活中不撒谎是不可能的。你得保护自己。你不能太过突出。”

在《童话王国:大生产》中,黄引表现了中国的“大跃进”农民被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增产。

在《童话王国:大生产》中,黄引表现了中国的“大跃进”农民被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增产。

黄引出生在中国的南部省份四川,她最著名的作品是《童话王国》(Fairy Tale Kingdom),描绘了一个国家强制要求人们说谎的时代。这其实是指1958到1962年的“大跃进”时代,中国领导人要求农民不惜一切代价增产,甚至不惜违背合理的农业实践。接着就发生了饥荒,上千万人饿死。

《童话王国:长风社》(Fairy Tale Kingdom: Changfeng She)是以当时一个农业公社的名字命名,在这幅画的背景中,肥沃的农田里,玉米迎风招展,彩虹横贯天空,标语上的红字写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为了画出这种集体谎言,黄引让她笔下的小男孩一律穿上蓝裤子、白衬衣,戴红领巾,有着匹诺曹(Pinocchios)式的红头长鼻子。

艺术评论家佟玉洁写道,黄引作品的主要是为了描绘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习惯如今已经在中国文化之中根深蒂固。

“70年代出生的黄引,并没有经历过‘大跃进’荒谬的价值理念作为全民信仰的年代,但是那种非理性的思维导致虚假的、疯狂的价值理念的持续,与她自己出生的后文革年代所遭遇的主体价值观缺失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黄引近期于798圣之艺术中心的展览目录册上,佟玉洁这样写道,该展览名为“崇高客体”(Spiritual Object)。

“这些信仰已成为中国人行为的一部分,”佟玉洁写道。

黄引表示,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几十年里,各种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是一个集体答案,”她说。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今天也依然如此;但今天也有某些真正的改变。很多人对此感到焦虑。

“他们在流汗,是因为他们感到恐惧,”黄引这样说她笔下的人物。

最近,《童话王国》系列中这些匹诺曹式的人物后继有人,成了不那么符号化的小大人,他们仍然有着光亮的头发,但不再有象征共产主义少先队的红领巾,以及象征撒谎的长鼻子。其结果就是一系列新作,比如怪诞的《随风摇摆的人》(People Moving in the Wind),其中的人物在攀登一堵墙,汗水从墙上流下来;还有《身份混淆、处境尴尬的丘比特》(Cupid Confused About His Identity and in an Awkward Situation),令人不安地检视了爱,丘比特的阴影投射在一对结合在一起的蝴蝶上,丘比特本人僵硬地站着,眼睛转向它们,但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

黄引的《身份混淆、处境尴尬的丘比特》是对爱情的不安审视。

黄引的《身份混淆、处境尴尬的丘比特》是对爱情的不安审视。

“她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过于符号化,而是发掘出潜藏在这些小男孩形象之中的人性秘密与文化基因,”策展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贤在目录中写道。

王明贤认为,通过玩味作为概念的谎言,她的作品中有了很大幽默成分,以及一种新的思想自由。然而,汗水仍在流淌,那些孩子们仍然没有长大,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改变了,但有些事情仍然没有改变。

“你仍然不能说出太过表现自己的东西,”黄引说,“不管是艺术的还是政治的。”